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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瑞璞教授的《明代官袍结构与规制研究》项目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 2019-11-04
  • 来源: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 作者:朱博伟
  • 编辑:宋冰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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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了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我校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刘瑞璞教授带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团队,指导硕士研究生刘畅完成的《明代官袍结构与规制研究》项目,由北京服装学院申报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这是刘瑞璞教授继《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汉族编、少数民族编)》《清古典袍服结构与纹章规制研究》《藏族服饰研究》《苗族服饰结构研究》和《国服旗袍史稿》后,第六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是我校研究生培养及“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研究”博士项目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在我国传统服饰文化学术建构中具有指标意义。

      刘瑞璞教授作为我国传统服饰结构考据学派的领军专家,带领由青年教师、博士、硕士生组成的研究团队,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重视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考据学研究,强调新方法、新证据、新思路的探索。在充分利用国内外博物馆、图书馆、科研机构及私人收藏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北京服装学院得天独厚的专业与学术平台的基础上,以研究生培养为着力点,以结构考据研究为切入点,长期坚持田野考察,深入一线发掘大量罕见、原始的一手资料和口述史料。通过系统的整理研究,构建了布幅决定结构形态的十字型平面结构的中华系统;提出了中华传统服饰敬物尚俭的格物致知命题,探索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有史无据的问题,取得了甚至可以改写民族服饰史的的重大学术成就。

      当今学界明代服饰的研究大多在形制、宗教、民俗、艺术的记述和整理上,少有针对官服结构、技术的制度专题性研究。服饰作为物质文化的载体,官服作为官制的章物,更缺乏对服装结构和纹章关系的研究,这是古代官制研究的一大欠缺。事实上,作为学界公认的研究古代官服制度标志的明代官服制度研究,由于长期缺乏对于官服标本的实物研究,至今难以脱离从书本到书本、从文献到文献的封闭循环,更难有所突破。

      将实物研究掌握的一手资料与文献进行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是现代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普遍方法,当今服饰史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标本研究的修史作用。《明代官袍结构与规制研究》正是基于标本的科学、系统的明史专题研究,在传统服饰文化研究的方法上有所突破。通过研究明代官服标本的结构、面料、工艺等信息进行梳理、记录和总结,挖掘官服结构形态背后的明代官僚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文献研究不足,更有望破解明代服制有史无据的谜题。如“明承元制,汉统族融”要有确凿证据,结构研究有了重要发现,明代官服系贴里、曳撒、褡护、盘领袍就是由结构维系的。结构研究还可以客观呈现明代手工业和纺织业的发展情况,折射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细枝末节。为史学、艺术学对明代物质文化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官服研究成果,在明服饰史文献建设上具有开创意义,为明代服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数据和信息的官服研究范本。

      明代民族融合的另外一个标志为官袍的大小袖共治,这也与元代贵族辫线袍有关。基于标本的文献研究表明,辫线袍需采用窄袖,源于元人减少风阻和涉猎需求。元末明初之际,明人将元人帖里吸纳为官服的重要原因正是其结构便于骑行和活动,也成为锦衣卫的飞鱼服选择贴里(曳撒)作为基础结构的理由。明宣宗朱瞻基着曳撒射猎的图像史料可谓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二次“胡服骑射”,成果实证就是相关的标本研究。元人小袖贴里和曳撒成功融入“汉服”体系成为明官员常服,这便是“汉统民族融合”的生动事件,而且这是服装历史发展的必然:功能性强的实用之服会被广泛应用和接受,重要的是它成为明官服礼制并得到标本物证。

      本成果通过大量实证的梳理,围绕基于明官袍纹章的制度、明官服“汉统民族融合”的史料和明官服“缯角”结构的实物研究等专题进行深入讨论。通过梳理现存明官袍实物袖型,总结出明代官袍大小袖结构与服制的关系,发现官服的等级制度在袖结构中系统体现,这或许是中国古典戏服标准以明代服饰为蓝本的原因。对已经失传的“缯角”结构的所做的系统研究,建立的明官袍缯角结构数据信息和结构图具有补遗古代服装结构谱系的文献价值,并成为释读“十字型平面结构”中华系统与“汉胡”多元性的标志性范本。弥补了古代服饰结构研究的空白,在其文献构建和史学研究上有所贡献。

      重要的是,本成果通过对明代官袍标本集中而细致的信息采集与文献研究加以互证,不仅完善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结构体系,还为明代服制和结构理论的系统研究拓展了考据学的新视角。